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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曾代表中国男足参加奥运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捐躯

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:2019-09-11 点击数:

  1945年9月2日,日本东京湾,天空多云,没有明媚的阳光,也没有大风大浪。

  海面上一派繁忙,多艘美军军舰不断放下小艇,小艇满载着各国代表、记者和特邀贵宾驶往密苏里号战列舰,一个历史时刻即将到来。

  半个多月前的8月15日,日本天皇在广播中宣布“投降”,但天皇在诏书中(该诏书写于8月14日,也叫“八一四诏书”)通篇不提“降”字,只用“终战”的字样来蒙混过关,这样做的背景是因为日本国内上上下下都不服气,可又担心美国扔第三颗、第四颗,才不得不暂时低头。

  既然手握,美国方面态度强硬,重新起草了一份诏书要求日本接受,其中在文字上明确了日本“降伏”(日语里投降的意思),最终双方约定9月2日在美军的密苏里战舰举行受降仪式,同时该日由天皇发布“九二诏书”。

  9月2日当天,日本代表团乘坐美军兰斯登号驱逐舰到达东京湾,随后换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。

  带队的日本外相重光葵面色凝重,一瘸一拐。仪式地点位于甲板二层,重光葵上舷梯的时候,由于拖着一条假腿,显得格外吃力。

  十三年前,重光葵担任日本驻华大使。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后,“斧头帮”帮主王亚樵与韩国警务部长金九联合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,韩国青年尹奉吉成功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,在场的重光葵也被炸掉一条腿。

  签字仪式的安排是战败方先签,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签字,随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本军队签字。

  接下来的胜利方签字比较漫长,先由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代表全体盟军签字,他分别用了5支笔来写自己的名字、姓氏、军衔、日期等等,随后把2支笔当场送给了身后的美军将领温赖特以及英军将领帕西瓦尔(这两人先后在菲律宾、新加坡被日军俘虏,并关押于沈阳,苏军攻占东北后获得解救),剩下的3支笔被麦克阿瑟保存,回国后分别送给了自己的妻子、美国国家档案馆、西点军校。

  接下来是各个战胜国签字,首先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,紧接着中国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签字,再后是英国、苏联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法国、荷兰、新西兰代表签字。

  签字国的顺位,并非字母顺序,并非随意安排,它代表着各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贡献与价值。

  仪式结束后,忽然间天雷滚滚,上千架美军飞机从东京湾上空呼啸而过,遮天蔽日。

  是的,这就是特意要给日本人看的。美国知道日本绝不会轻易服软,甚至不排除其诈降的可能——利用盟军高级将领云集东京湾的机会,日军对密苏里号突然发动斩首攻击,牺牲掉自己的一个外相和一个参谋长,但却扭转战局。

  为保险起见,美国调动大批战机来东京湾保驾护航并震慑日军,此外,他们还安排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(中途岛战役指挥者)不参加受降,留在冲绳海域待命,一旦东京湾出事,斯普鲁恩斯就会指挥军队全面攻击日本本土。

  9月9日,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,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。

  1946年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时,蒋介石发布中华民国总统令,确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,派九三学社也是因为纪念该日而命名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曾经将8月15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,以示与前朝的区别,但在1951年又改到了9月3日,并延续至今,更是在2014年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,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。

  1945年,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昆明后,西南运输处第12运输队大队长谭江柏与部下在翠湖边上喝了个痛快,喝着喝着,不禁落下泪来,剩下的酒都洒入翠湖,祭奠阵亡的战友。

  运输队虽然没有直接上阵杀敌,但谭江柏他们每日走的是一条血肉之路——滇缅公路,这是抗战时期中国与外界的唯一运输通道,被誉为抗战的大动脉。由于地势险恶,滇缅公路仅修建时就有三千民工献出生命。抗战爆发后,日本飞机对这条通道多次轰炸,为了躲避日机,运输队都是白天把车停在树林里睡觉,晚上赶路,但又不能开车灯,一旦遇到下雨滑坡,连人带车掉下去是常有的事。

  翠湖边,部下问到:“大队长,胜利了,您有什么打算?”谭江柏:“当然是踢球,再打一次奥运。”

  1911年出生于广州的谭江柏是足球明星,他用泡了油的增重足球练习头球,因此头球力量极大,有“谭铜头”的美誉。

  1934年,谭江柏首次代表国足出征,参加在马尼拉举办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。当时西亚、南亚等地的体育水准还非常落后,因此远东运动会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,而在远东运动会的足球赛事里,除了第一届以外,第二届到第九届的冠军都被中国队包揽。

  其中在1930年的第九届比赛中,中国队虽然卫冕成功,但金杯却是和别人分享,因为日本队凭借东道主优势与中国打平,获得并列冠军。

  转过年来的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,接下来1932年进犯上海、1933年占领热河,中日之间国仇家恨势如水火,因此对于出征1934年远东运动会的国足来说,不赢日本,就没脸回国见江东父老。

  1936年,李惠堂、谭江柏等人又代表国足出征柏林奥运会,由于舟车劳顿,首战0-2负于英国遭到淘汰。25岁的谭江柏并不服输,希望有机会再次征战奥运,但随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,这个想法只能一拖再拖。

  顺便说一下,虽然当时已经有了世界杯足球赛,而且其竞技水准高于奥运(奥运会禁止职业球员参赛),但对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,根本不知世界杯为何物,报名参加世界杯的都是殖民地,如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、荷属东印度群岛等等,其队员也是由殖民地的宗主国工作人员来充当。

  抗战结束后,脱下军装的谭江柏再次投身足球赛场,由于年龄缘故,奥运梦做不成了,他选择到香港踢球养家糊口。

  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,年过七旬的谭江柏终于有机会回广州探亲访友,有一次走在路上居然被老球迷认出,令谭老伯激动不已,回到香港后还念念不忘,并问儿子:“你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过吗?”

  1945年,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后,重庆市警察局体育顾问李惠堂兴奋地跑出去买酒,但此刻全城的酒和鞭炮已抢购一空,江面上、大街上、楼顶上、山坡上,到处都是狂欢的人群。

  祖籍广东的李惠堂1905年出生在香港,18岁时就被香港报纸冠以了“球王”的称号,从后来的表现看,起码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亚洲,李惠堂担得起这个美誉。

  抗战爆发后,李惠堂在香港避乱,但麻烦还是找上门。1942年是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,南京的汪精卫政府邀请李惠堂到南京以及沈阳、长春等地踢表演赛,除了巨额酬金,还承诺让其担任体育部副部长。

  当年有句话,宝鸡旅游需要注意什么,“听戏要听梅兰芳,看球就看李惠堂”,这两个人在老百姓中的巨大声望是日本人以及伪政府最为看重的,不过,这两人也绝不会让自己的声望蒙羞。由于香港面临沦陷,李惠堂决定回广东老家,留在香港的梅老板则蓄须明志,不与日伪合作。

  李惠堂在广东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的粤闽边区司令部参议、东江区公路主任,随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青年军体育视导(少将军衔),在柳州、南宁、桂林、成都等多地开展军队中的体育活动。此外,他还借助自己的名望组织了一百多场足球义赛,为抗战募集资金。

  抗战胜利后,李惠堂再回香港,踢到42岁(1947年)才挂靴,转身就拿起教鞭执教当时的中国男足,带队征战1948年伦敦奥运会,首战遭遇身体强悍的土耳其,国足0-4败北而遭淘汰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包括奥委会、国际足联在内的众多国际体育组织依旧允许台湾以“中华民国”的名义参赛(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,台湾参赛的名称才陆续更名为“中华台北”),李惠堂以“中华民国”足球队主教练身份遴选港台两地足球选手,先后出战1954年、1958年两届亚运会,均以全胜战绩夺冠,两次决赛战胜的对手都是韩国队。

  (图)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国足,第一排正中为李惠堂,后排右一谭江柏,第二排右一陈镇和

  1945年,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,国民革命军空军第29中队中队长陈镇和,已经在兰州郊外的一座墓地里,安静地躺了四年。

  陈镇和是出生在印尼的华侨后代,回到家乡厦门后,先赴南京金陵中学求学,再以优异成绩考进上海暨南大学。

  陈学霸酷爱踢球,21岁以大学生身份入选国家队,作为绝对主力拿了两届远东运动会冠军。

  学业牛,足球牛,脾气更牛,红姐高手,1936年国足从奥运会出局后,顺路在欧洲打友谊赛,某场比赛里李惠堂踢得有点独,不给队友喂球,赛后,陈镇和对大哥李惠堂动了手。

  当时李惠堂如日中天,不仅是球队的队长,更是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旗手,但陈镇和早在1934年就加入了空军,此刻是正规军人身份,随时准备为国捐躯,“球王”或“更衣室老大”的面子在陈镇和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

  在一次轰炸日舰的行动中,陈镇和的飞机被敌方炮火击中,他驾驶飞机撞向敌舰,并提前跳伞逃生,当时的报纸并不知他已经跳伞,于是刊登出陈镇和壮烈殉国的消息,直到陈镇和奇迹般归来,报社才知道摆了乌龙。

  1941年,苏联援助中国一批战机,接收地在新疆,陈镇和等数名飞行员被派往那里,任务是将飞机开到成都的空军基地。陈镇和驾机途中遭遇恶劣天气,飞机因零件失灵坠毁,这一次奇迹没能发生,陈镇和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35岁。

  自从参军那天,陈镇和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,1933年他考入航空学校时曾赋诗一首:“男儿莫惜少年头,快把钢刀试新仇。杀尽倭奴雪旧耻,誓平扶桑方罢休。”

  出征柏林奥运之前,由于战争已一触即发,政府勉强挤出部分款项,但还是无法保障去德国的差旅费用,于是足球队只好5月份就从上海出发,先到香港、新加坡、越南、印尼等地打表演赛赚钱,两个月踢了27场(24胜3平)。主力队员打比赛时,替补球员要在售票处、检票口坚守,防止无票入场以及票款流失,如此精打细算,总算赚了一笔钱,可以让球队在去德国的船上住好一点的舱位,饮食方面也能有所提升,来保证参赛状态。

  然而,最终这笔钱还是被全国体育协进会(相当于体委)要走,因为其他奥运会参赛选手的路费还没着落,那些项目又没有打友谊赛赚钱的条件,只能从你们足球队身上想办法。

  节衣缩食,生活艰苦,但毕竟能让更多的中国运动员亮相奥运,足球队没有怨言。

  末等舱里,熟睡中的球员都梦到了什么?是赛场上的掌声喝彩,是连绵的烽火硝烟,还是家乡那个羞涩的姑娘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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